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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一座没有中心的地市之殇—反思浙江 “省直管县”与强县经济利弊

不得不说,浙江“省直管县”的财政体系,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对浙江早期的经济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县域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县域经济发展弊端不断暴露,其天花板已经到来,全面拥抱城市经济才是众多地级市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
戴显天,央行观察研究员
台州,浙东南沿海一座十分低调的小城,地处长三角经济区南翼,位于东海之滨,夹在两个知名沿海城市宁波与温州之间,台州的“台”念第一声,不念第二声——每次向外地人解释台州在哪的时候都要这么解释,这是台州人的无奈。但是台州却有着另外一份不为外人熟知的辉煌,一座民营经济占据绝对主导的城市(民营经济占据全市GDP95%以上,远高于杭州、宁波、温州、绍兴等民营经济大市),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诞生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的地方,是中国地级市(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除外)中上市公司数量排名第四的城市(仅次于苏州、无锡和绍兴,超过了温州、烟台、佛山、常州、东莞、珠海、泉州等沿海明星城市),更是浙江唯一民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吉利集团的诞生地,也是全国唯一拥有三家城商行的城市。

说完了台州最牛叉的地方再来说说台州最尴尬的地方。

首先,外地人来台州市会碰到的第一个疑惑是,台州城区在哪,我怎么找不到?本地人的回答一般是,台州城区是在椒江啊——但是不论是在台州大市范围内,还是市外的杭州、宁波,亦或者省外的上海,你如果在坐大巴车去台州城区(椒江)的话,一定要买椒江,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台州”这个地方,不信你搜搜携程、畅途的汽车票。

第二,台州城区(椒江)好小啊。是的,真的很小,任何一个大点的县级市都可以秒杀台州市区,按建成区算的话,台州城区(椒江)建成区比义乌、慈溪、瑞安都小,椒江的城区规模在省内地市中属于倒数。在民间的论坛上,台州下辖的县级市温岭网民经常嘲笑椒江就是大点的县城。

第三,台州北部的天台、三门、临海、仙居人外出工作、学习、消费、就医根本不会想到去椒江,而是奔到杭州、宁波,甚至上海去,椒江在本市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7年过年时,笔者与临海北部某小山村的年长村民交流时,问到他们的孩子在哪里工作,基本上清一色回答杭州、宁波,留在本地的就去了临海城区,就是没有去台州城区的。

 

一、台州市近年来经济面临的困境

 

开头讲了那么多关于台州市的内容,频频露面的只有椒江,其实台州市区(多数人把城区与市区混在一起了,此处市区指台州市辖区)不止椒江,包括椒江区、黄岩区和路桥区三个区。但为什么只把椒江称作台州城区呢,因为台州市政府驻地在椒江,黄岩和路桥辖区是独立的,他们的城区是单独的(见图1),与椒江城区没有连在一起(不理解的读者可以参考大多数自己所在地级市,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区包括上城区、下城区、西湖区、拱墅区、滨江区、江干区、萧山区、余杭区和富阳区,但是我们只把前六个建成区相连的区称为杭州城区,后三个相对独立的区有自己独立的城区,直呼其名)。台州市对外宣传通常是组团式城市,但台州人最能理解三个城区貌合神离的状态(PS在笔者前面几篇同一系列文章中表述这个问题的意思相同)。

OK,在明白了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下面就好说了。在这里我们先暂时不讨论其他的东西,暂且把这三个区看成一个整体,回到台州市的经济话题。

 

图1:台州市主城区卫星图

从表1的2015年台州市县市区GDP与人口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台州市较发达的主要是椒江区、路桥区、温岭市、玉环县,黄岩区处在中间,临海、天台、仙居、三门较穷。即使将台州市椒黄路三区看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2015年台州市市辖区的GDP也只占台州全市的36.44%,人口占全市的31.45%,但因为椒黄路三区城区都是分开的,三区其实在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等方面各自为政,较为独立,虽为市辖区,各自的城市规模都很小(见图1红色线圈出来的建成区域),单个城区人口不算郊区预计不会超过40万,与温岭、临海等城市规模相当,远不及省内的义乌、慈溪、诸暨等县级市,人口少、城市小、经济总量低,呈现典型的县级市特点,因此整个台州地市包括城区三区实际上都是呈现县域经济的特点。

 

表1:2015年台州市县市区GDP与人口数据

看完台州市下辖县市区的经济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台州市在全国的情况,由于没有找到更早的数据,我们只能把经济数据拉长到2003年,笔者不知道2003年台州的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排名是否是历史最好的时候,但是应该说那时候的台州确实是全国领先的,当时台州GDP1174亿元,在全国排名33名,高于今天的东莞、长沙、常州等明星城市。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浙江增速保持在全国省份第二、第三名,才得以从全国省份十几名迅速冲上第四的位置,彼时的台州也是高速发展期,落后的台州从浙江垫底冲到了省内总量第五的位置。但是到了今天,台州在全国的名次已经滑落到2015年的47名,GDP为3558.13亿元,2016年台州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是预计可能要跌到48名,全国各地经济火热发展,台州不进则退。

看似台州几年来的经济颓势是产业过于低端、外贸形势不利、人力成本快速上涨、小微企业众多大企业少、高端人才不足等等因素造成的,笔者也承认这样的原因,但是这何尝不是很多地级市今天面临的困境呢,只是台州这一现象特别突出。本文不从这个点进行挖掘,而是从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对比中、台州城市发展的弯路中寻找答案。

 

二、台州市行政区划变迁

 

还记得好多年前,笔者的爸爸说台州电视台是临海台,我反驳道不是台州电视台在椒江的台州市经济开发区吗?之所以这样,了解台州历史的人都知道,台州市迁过地级驻地,1994年8月22日台州地区地改市之日开始,台州市政府驻地就改到了椒江,从此年轻的椒江就成为了新的台州市所在地。但那只是行政区划或者政府文件上的改变,在民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往来中,仍旧习惯使用椒江这样的名称。

过于早的台州地方行政区划变迁这里就不赘述了,台州府内迁讲起,然后重点讲1994年8月22日台州地区地改市与台州市政府驻地就改到椒江这事。

 

图2:台州市地形图

图3:台州行政区划图

自明朝沿海倭患严重之后,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戚继光就将台州地区的行政中心从当时的章安(今属椒江区)迁到现在的临海,筑起了坚固的台州府城墙,从此临海就成为了台州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临海城区三面临江、一面靠山,身居内陆大田港流域的河谷地带,城区相对灵江居高临下,东面重山阻隔,可以说是躲避倭寇从海上入侵的好地方,在稳定当时战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社会远离战争,经济发展成为首要任务,临海的地理位置劣势彻底暴露出来:一是,地形狭长的河谷地带阻碍了城区的拓展,土地瓶颈开始显现;二是不滨海的临海城区,没法发挥沿海城市的港口优势,与内陆城市无异;三是台州南部平远地带的椒黄路和温岭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台州经济重心难移;椒江地处台州母亲河的入海口,吞吐着椒江——灵江流域的内河航运,起着类似于上海在长江、广州在珠江、福州在闽江的作用,而临海市只是台州内河航运的起点。

而彼时的台州南部,黄岩县(现分为椒江区、黄岩区和路桥区)、温岭县(现温岭市)、玉环县正在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黄岩县下辖的海门区(并非县级区,今为椒江城区)与路桥镇(今路桥城区)经济爆发式崛起。1980年7月析黄岩县海门区及周围地区设立海门特区,1981年7月成立椒江市,为浙江省第一个县级市。

1994年8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台州撤地设市,黄岩、椒江撤市设区,路桥亦升级为县级区,台州地署从临海迁往椒江,由此台州市区形成,临江靠海、拥有港口、地处平原的椒江成为台州市主城区,临海成为一个没有地署驻地的普通县级市。

可以说当时台州市迁移地市驻地对当时的台州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合理的行政区划,阻碍了后来台州市区的融合。很快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黄岩作为当时经济最强的县级市,竟然被分走了经济发达的椒江、路桥两块地方,设市时主城区还在之前下辖的椒江(海门),因此遭到了黄岩方面的强烈抵触和反抗,当时召开人大,黄岩方面罢会、罢官、霸选,要求恢复黄岩市,经过抗争,虽然后来没有恢复黄岩市,但是争取到了保留县一级财政和事权的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今天椒黄路三区融合的困难,三个区城区独立存在,各自为政,事权、财权半独立,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半独立制定,三个区的城区如同三个城市一般存在,貌合神离,没有要融合的趋势。

更糟糕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椒江港因为属于小型河流的河口港,水深远满足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无法停靠大型船,台州港椒江港区的港口优势无法更好的发挥,台州市开始开发临海头门港,椒江城市建设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支撑,对椒江的人口集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台州属于居民两用机场,当年在机场建设时,落址到了现在路桥区内,而沿海铁路建设时,主导客运的台州站由于线路问题建在了黄岩区境内,主导货运的台州南站建在了路桥区境内,台州市区内三大主要交通方式分散分布,更不利于城市的融合了。至今距离最近的椒江、路桥都未融合成一个城市,如果当时未设立路桥区,也许椒江和路桥也已经融合成一个城市了。因此,最终从一个镇的基础开始建设的地级市主城区终究难当大任,影响了后续的进一步发展。

 

图4:台州港临海头门港区

三、沿海发达省份区域经济模式比较

 

1、城市经济还是县域经济?

 

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央政府总是倾向于推行中小城市化和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从之前的离土不离乡,到后来的支持县级市做大做强,官方进行百强县、千强镇排名,衡量城市化水平用的是叫城镇化率而不是城市化率,计划着手设立镇级市等等。但与中央政府的意见不同的是,笔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该以大中城市和地级市为主,而不是县级市与县,尤其是对于以政绩决定官员升迁的中国官场,在中国地方每年的GDP大战中,各种经济模式对其经济成绩的影响巨大。

下面通过一些数据,我们看看一般的地级市若想在城市竞争中持续保持好成绩,究竟是应该走大城市经济之路还是强县经济之路。

表2是2015年中国GDP前20城市与华东地区主要城市GDP与人口构成情况,该表显示除了县域经济特别发达的苏南和面积与人口如同一个省的重庆之外,市辖区的人口与GDP占全市的比重都非常高,并且相当多的城市还是全区化的城市,显示出了经济总量较高的城市都拥有强大的主城区,大城市是其经济总量高的主要原因。

以下的表3、表4和表5分别为2015年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各地市GDP与人口构成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律,浙江省经济最发达的杭州、宁波、舟山和绍兴都是市辖区GDP占比超过50%的城市,其余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皆是市辖区经济较为弱小的地区。当然这样的结论也不完全严谨,我们只能大致的看个规律,以绍兴为例,2013年年底绍兴市下辖的绍兴县和上虞市被改为区,绍兴市越城区与原绍兴县的融合才刚刚开始,主城区的大城市建设计划刚刚起步,谈不上城市经济主导的地区;另外,舟山是一个特殊的海岛地级市,下辖区县很少,不具有普遍意义。即使在如此,仍旧也不妨碍这个结论,事实上尽管温州人均GDP垫底,但是温州主城区作为浙江第三大城市以32%的人口创造了市内41%GDP,也是浙南地区城市经济的较好代表,温州市要是没有温州主城区真是连丽水和衢州都不如的地方;同样,浙江最穷的衢州、丽水、金华、台州等地地级市自身都比较弱。

再来看广东省和江苏省,广东省最发达的珠三角地区,除了江门、惠州、肇庆之外都已经全区化,是中国城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很多人好奇广东省为什么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却没有几个百强县,因为广东当年最强的县或者县级市都已经或变为地级市(东莞、中山),或变成区了(南海、顺德),还有两个县在改革开发之初就被设立成经济特区(珠海、宝安(今深圳))了。比如东莞原属于惠州地区,于1988年升级设立为地级市;当年八九十年代问鼎中国百强县之首的顺德2002年被佛山吞并为区。

江苏省的经济模式可谓介于广东和浙江之间,拥有较强的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也许单纯从比例上看不出江苏的规律,一是因为苏南过于强势的县域经济,很多苏南的县级市级别上虽为县级市,但是其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苏南四小龙)已经达到中国地级市平均以上水平,实际呈现了很大程度的城市经济的特点。我们列举一下苏南四小龙的经济数据,2015年,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四市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65.12万、163.68万、125.31万、151.01万,GDP分别为3080.01亿元、2880.86亿元、2229.82亿元、2044.88亿元。如果GDP参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排名,最高的昆山GDP在全国295个地市中可以排63名,高于珠三角的中山、珠海、江门、肇庆等地市,低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最低的常熟GDP可以排97名,高于枣庄,低于周口;此外,尽管苏南四小龙人口较少,但是已经足以超越镇江、金华、湖州、衢州、舟山、丽水的市辖区人口了。二是各地市的行政区划数量不一样,单纯的比较占比会受辖区大小、县级行政区划多少影响。但如果换个视角,我们把所有的地级市市辖区相加与所有的县与县级市相加再进行比较,这个规律就会非常明显(见表6)。

 

在我们加总所有地级市与县域经济的人口与经济后发现,笔者也惊讶的发现浙江和江苏省不含苏南四小龙的县域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相当,两省的地级市差距却有1.7万亿。很多人会觉得江苏县域经济中剔除苏南四小龙不公平,前面分析过苏南四小龙已经具备、甚至超过了多数地级市的实力,因此实际上是大城市经济的代表了。事实上,在2015年7月经国务院同意,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复的《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5-2030年)》中,江苏规划了15个大城市——无锡、常州、徐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江阴、昆山、常熟和张家港,苏南四小龙和其他除宁苏两市之外的地级市同一级别,足见其城市建设水平。

与江苏地级市较强相反的是浙江的很多地级市太过弱小,实力只有县级市的实力,特别是舟山的定海与普陀,衢州,台州的椒江、黄岩、路桥,绍兴的越城,湖州的吴兴与南浔,丽水等等都和稍强一些的县级市相比没有任何优势,这些地市的市辖区之间都是独立存在的,并没有连成一片,缺乏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因此,综合来说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差距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江苏的地级市(含省会)远强于浙江的地级市(含省会和副省级),二是神一样存在的苏南四小龙,其余除苏南四小龙之外的江浙县域经济相当。

广东省由于缺乏非珠地区市辖区的数据,笔者只统计了珠三角发达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中山这六个发达城市和其他城市这两组。但即使只包括珠三角六市的广东数据也远好于江苏省所有地级市之和。事实上,广东的经济总量基本上都是珠三角的大城市贡献的,尤其是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四市,这四市以37.77%的人口创造了全省68.51%的GDP,其中广深两市更是以22.72%的人口创造了48.90%的GDP将近一半。近几年经济高度发达的广深增速还是持续高于广东全省,深圳更是堪称城市经济发展的典范而受到很多人的赞扬与热捧,近年来在高位经济高速增长,16年名义增量位居全国第二(仅低于上海,高于北京、广州、天津、重庆),名义增速更是高居所有大城市之首,广深两市就像广东经济强劲的发动机带领广东持续高速增长。

事实上,在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直属机构发布的“2016年县域经济100强”榜单中,浙江、山东、江苏是百强县盛产地,分别有26席、22席、17席,广东省仅1席,四会市入选。浙江省的百强县数量多于GDP超过浙江的广东、江苏和山东,是全国百强县最多的省份,但是广东、江苏和山东GDP远高于浙江。浙江强劲的县域经济不仅没有给浙江经济带来支撑,相反持续而且还有不断拉大的趋势。

以刚刚公布数据2016年为例,粤苏鲁浙四省GDP增速分别为7.5%、7.8%、7.6%和7.5%,不仅2016年,前四省份浙江增速垫底,这一现象其实持续了很多年,特别是苏南、珠三角等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仍旧保持省内领先的增速很多年,其现象值得浙江的主政者和很多地区的主政者深思。

另外据测算,2015年末,广东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8.71%,江苏66.52%,浙江65.80%,三省差距很小。但按主城区人口来算(注意,是以建成区相连的主城区,非市辖区计算),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徐州和南通都超过了100万,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汕头也都超过了100万,而浙江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仅为杭州、宁波与温州三个,大城市数量可谓少之又少,浙江的人口虽然集聚在城镇了,但是这些城镇还是很分散的城镇,并不是规模大的城市。因此,浙江属于典型的县域经济、小城镇经济主导的省份,广东属于典型的大城市、超大城市经济主导的省份,江苏和山东属于介于浙江与广东之间的发展模式,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很多。

最后,笔者想很多人肯定会反驳,江苏县域经济也不错,尤其是苏南的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四市发展如此之成功,就没有借鉴意义吗?是的,在地理位置上、在招商引资上、在交通便利性上、在资源外溢上等等很多方面都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这四市地处上海附近,又属于苏锡常都市圈,拥有类似地理位置的广东珠三角地区已经都升为地级市了,因此这种地区的发展并不能复制,这些城市更像是规模更大的上海带起来的卫星城,自己也大。事实上,在笔者的上一篇同系列文章《城市口水战之三:苏锡常,一场天生就不公平的城市之战》中就谈到过这个问题,常州下辖的金坛、溧阳以及无锡下辖的宜兴等等因为地形和交通原因,跟长三角最发达的县或者县级市都有不少差距。不仅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当年崛起的苏南强县武进、吴江、无锡县、吴县都有着和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一样的特点。正是由于苏南四小龙很多特点其他地方不具备,全国多数县和县级市的发展更应该学习苏中、苏北地区、山东地区与浙江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来得更有借鉴意义。

 

2、大城市的比较优势与多山地城市的选择

 

图4:浙江省地形图

大城市经济效率高、生活水平高、土地节约,具有规模经济优势,影响力巨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争取很多资源,更有利于吸引外来优秀人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比较优势。举一个之前用过的例子,曾经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说过,如果一个城市人口没有1000万都养不活一个西洋音乐为主的乐队,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在人口集聚到一定程度之前,很多产业都不会产生,没有这个产业,也就没有相应的产出,没有相应的就业机会。

尽管中国面积很大,但中国是一个耕地稀少,平原有限的国家,实际可开发土地并不多,因此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策略才是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位土地经济产出的唯一出路。对于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政府而言,集中有限的资源建设主城区才是最好的出路。

以江苏和广东省为例,虽然江苏省面积仅为10.26平方公里,但是实际平原面积超过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70%,广东全省面积高达17.78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积3.75万平方公里,仅占全省的21.7%,其中珠江三角洲面积1.1万平方公里。据报道广东现在建设用地1.71万平方公里,江苏1.83万平方公里,广东还少于江苏,却取得了更高的GDP。而这1.71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这狭小的珠三角,正是广东在这1.1万平方公里平原的珠三角高强度、集约化的建设大城市,才带来了最大的经济效益,并源源不断的吸引外来人口进入。同样多山地的浙江面积虽然达10.18平方公里,与江苏相当,但是平原与盆地合计面积仅为2.36平方公里,可利用平地土地紧张程度远高于江苏,但是浙江选择的县域发展模式注定土地使用效率更低,经济产出效率也更低。

据报道,浙江的粮食供给早就不能自给自足,粮食自给率仅为36.2%,远低于江苏过百的自给率,浙江还需要江苏大量输入,2014年江苏产的大米分别为上海、浙江粮食市场贡献了60%和50%以上的份额。经过多年的发展,浙江可以耕种的土地早就被城镇发展和道路建设等大量占用,而上述低效的分散城镇建设模式更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2017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中再次强调了保护耕地,“在强化耕地资源保护方面,要求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持耕地质量数量生态并重。2020年和203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分别不低于18.65亿亩(1.24亿公顷)、18.25亿亩(1.22亿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15.46亿亩(1.03亿公顷)。”我们做个简单计算,2015年上海老城区(黄浦、静安、杨浦、普陀、长宁、徐汇)一共人口592.01万,面积289平方公里,人口密度67647人/平方公里,同一年椒江人口约66万,面积276平方公里,人口密度2391人/平方公里。如果按照上海老城区的密度建设城市,中国只需1个宁夏那么大的地方即可装下所有13.8亿人口,但如果按照椒江全区的密度建设,却需要5.7个浙江省大小的土地,相当于8.7个宁夏大小。因此以小城镇为主、分散建设的模式与耕地保护本质上是相背的。目前中国有7亿城镇人口,未来还将有三四亿的人口进入城镇,还需要大量的土地。当然笔者也不是说就把所有人都整到一个城市去,这不现实、不可能,而是在环境和资源可承受的情况下提高中小城市建设的土地强度,将其打造成大城市,可以在提高容积率的同时,将节约的土地增加绿化,更有利于改进人居环境。

再回到台州的主题,同样,台州也是严重多山地、丘陵的地方,台州市中低山与丘陵占台州市陆域面积的70.4%,平原与盆地面积约占26.8%,内陆水域面积约占2.8%。经过多年的粗放式发展,台州的土地早已经大面积开发,台州地区土地低效建设随处可见。开车或者行走在台州的大地上,在山间、在河边的小块平地上,总是看到密集分布的村庄,村庄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人口稠密的苏南地区。自然,这与台州以县域经济为主导的模式不无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未来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何种模式建设,自然已经知肚明了。

 

四、浙江省直管县模式的利与弊

 

谈到浙江如此发达的县域经济,有一个不得不谈的制度在支撑着,即浙江的省直管县模式,也许表面上看浙江省和其他省没有其他区别,都是“省——地级市/地区/自制州——县/县级市”三级行政体制,但是实际上浙江省的县与县级市在财政体制上是省政府直管的,地级市基本上拿不到县里的财政收入,真正的只是代管。因此浙江的省直管县模式和海南、湖北、河南、新疆的不同,海南是全省都实行省直管县,湖北仅仙桃、潜江、天门和神农架省直管,剩余都是县与县级市都是归属于地级市管辖,同样河南与新疆也只有个别县级市由省直管,其余相同。

以台州市的温岭为例,在行政层级上,温岭市是县级市,温岭财政局属于台州财政局下级;尽管在人事和行政上,台州比温岭级别高,台州财政局长与温岭市长平级,但在财政体制上,温岭同台州没有结算关系,温岭直接同省财政进行结算,这导致了浙江省的县级市财政上可以不交给地级市,上交中央和省里之后,留下的都是自己的,由此也导致了地级市弱小和县与县级市的强大。

不得不说,从浙江财政体制的历史沿革看,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离乡不离土就地城镇化,对小城镇建设和小企业发展都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当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发展到一定程度或高度时,这种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已成为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的制度障碍。近年来,县域经济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县域经济发展的天花板已经到来,小城市的劣势凸显,全面拥抱城市经济才是众多地级市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全国各省市正在掀起大规模的县改区和市改区,其中2016年上海最后一个崇明县改为区、2015年北京的怀柔县和密云县也改为区,广州的从化市、增城市也改为区,2015年天津静海、宁河撤县设区,2016年天津最后一个蓟县也改为区;邻省江苏更是迅速而全面拥抱城市经济,2009年南通通州市撤市设区,2010年徐州铜山撤县设区,2011年扬州江都市撤市设区,2012年苏州吴江市撤市设区,2013年南京市溧水县、高淳县改为区,2014年连云港撤县设区,2015年常州金坛撤市设区,2016年淮安洪泽县撤县设区。

虽然笔者一直揭露中国一直存在的县改区、市改区后,短时间内这些区仍有大量的未城市化区划而造成虚假城市化、虚增城区规模,但是不得不说至少在态度上,这么做是支持城市做大做强的手段。尤其是浙江这样财政上实行省直管县模式的省份,地级市由于没法支配本县区的财政,影响力大为减弱,地级市普遍弱小,最终造成今日浙江之困境。

在这里笔者引用一位区域经济学者的表述:“浙江的县域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和计划体制框架中发展起来的,契合当时经济社会阶段性发展的节点。然而,任何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在资源配置、整合能力方面的局限显露,如金融、技术、人才和市场、土地等问题逐渐暴露。浙江近年增长速度放缓,表面看是因为传统产业占比过大、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两头在外等,实质却在于长期孕育、支撑这一产业体系的县域经济固有短腿,已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格局。

 

五、台州与常州的经济发展比较

 

看完大的方面,我们再来看看细的方面。先上表7,看2015年台州和常州主要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对比,通过表7我们可以发现常州除了总面积和总人口少,还有汽车保有量少一些之外,其他指标基本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些指标中,除了面积和人口是行政区划设立时就先天基本上决定了的,其余指标基本上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发展实现。通过比较我们得知,同样是长三角的三线城市,台州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常州。事实上,时间回到十多年前,比如2003年,那时候台州的GDP为992.78亿元,高于常州的900.2亿元,工业增加值更是常州的约两倍(台州当时为511.22亿元、265.83亿元),彼时台州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排33名,常州38名,台州也算当时的明星沿海城市,但到了2015年,台州排47,常州排31名,一升一降,常州实现逆袭,台州最近这些年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本部分我们将台州和常州这个明星三线城市进行对比,寻找台州最近几年其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还是从本文前面一直强调的城市人口集聚问题开始,2015年台州全市户籍人口597.49万,常住人口604.9万,同年常州全市户籍人口370.9万,常住人口470.1万;市辖区方面,台州市辖区户籍人口159.29万,常住人口190.25万,常州市辖区(不含金坛区)户籍人口未知(没有查到数据),常住人口338.1万,但不要紧笔者找到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数据显示,2010年常州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比从高到低依次为武进区(1:1.54)、钟楼区(1:1.43)、天宁区(1:1.38)、戚墅堰区(1:1.33)、新北区(1:1.32),金坛市(1:1.01)、溧阳市(1:0.96)。也就是说台州全市现在几乎属于人口流入与流出平衡的地市,台州市辖区属于净流入地区,但流入量只有30万,而常州全市属于人口净流入城市,净流入量为约100万,其中全部由常州主城区贡献,金坛、溧阳是人口流入与流出平衡的地方,也就是说那100万外来人口全部是常州市主城区吸引进来的。这样的结果再一次震撼了我们,大城市的吸引力和经济能量也可见一般。

然后,我们接着看台州与常州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没有更早的数据,数据只能从2002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2003-2004年时台州与常州的转折之年,在2004年以前,台州的GDP增速高过常州,2004年开始常州增速反超,并且GDP也在2005年实现超越。那几年发生了什么?其实2003年除了人们熟知的非典,地级常州市“吞并”了县级武进市,武进是苏南五虎,在八九十年代作为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与昆山、张家港、常熟、江阴、武进共同组成苏南五虎。在吞并前,武进辖区包围了常州,地级市常州土地狭小,发展空间有限,吞并后,武进被分为武进区和新北区,常州市开始大规模的城市融合建设,以特大城市(当时的特大城市标准为非农业人口100万)标准建设常州市,事后证明当年的整合是比较成功的,而在这之前几年,苏州整合了吴县,无锡整合了锡山市,由此基本上确立了苏锡常三市三足鼎立的特大城市连绵带格局。而反观浙江的绍兴,曾经也是辉煌一时,超级百强县绍兴县辖区也环绕越城区存在,因为绍兴县过于强势,地级绍兴市一直没法整合,时至今日绍兴主城区仍旧十分弱小,在近年来的发展中同样面临节节败退的境地。当然常州和台州的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台州的三个区早就成立了,只是各自为政,各自建设,而环绕常州存在的武进更容易整合成一个城市。因此常州和台州的情况也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常州整合了武进之后,开始的特大城市建设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武进城区和常州老城区完全融合,已经是一个城市了,充分发挥了常州特大城市的能量。

 

再接着我们看产业上的发展情况,从表8揭示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来看,台州的第二产业(绝大部分是工业)曾经一度过于常州,而常州的第三产业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高于台州了。众所周知,服务业中的商贸产业由于生产消费都是即时的,不能像工业生产和消费可以分离,需要大城市的高度人口集聚,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一直高于农村,而且即使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的生活性服务业,大城市也是更有优势的,因此在常州GDP低于台州时,城市化率更高,主城区城市规模更大的常州服务业高于台州也丝毫不奇怪。事实上台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不低,时至今日也低于常州不多,这得益于浙江发达的商贸和批发产业,浙江的专业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多的,全国最大的50个专业批发市场,浙江占了1/3,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挽救台州的服务业颓势。

事实上,2015年常州不仅第三产业高于台州,工业也远远高于台州,做到了工业和服务业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台州的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低于常州,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低于常州,最难能可贵的是常州坚持了大量投资工业的步调,而台州很早就开始去工业化的进程。笔者并不是唯工业论的支持者,但是也知道工业在经济中的根基作用,很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都需要工业来支撑,工业一旦减速,服务业也会快速减速。那么台州投资工业的钱去哪了,数据告诉我们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房地产业,房地产业高增长的那几年不仅没有带来台州经济的繁荣,增速还受了很大的影响,制造业根基被抽离。

此外,笔者曾经也曾经提到过政治中心、大城市、科教中心等等更适合服务业的发展,在地级市内部,主城区比下辖的县城、郊区更适合发展服务业,在省域层面,省会、副省级城市更适合发展服务业,在全国层面,北上广深更适合发展服务业。常州和台州都是非省会地级市,尤其是台州城市规模还很小,与一个县级市无异,发展服务业优势不明显,真要发展服务业也不应该放弃工业,应该相互支撑,但是台州却选择了过早的结束工业化进程,这无疑是自寻死路。

此外,顺便提到一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台州是一个外向度比较高的地市,台州的出口加工业比较发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台州外贸行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经济增长放缓,事实上这个说法也对,但是这不能完全构成台州竞争力持续衰退的理由,沿海的城市都是如此。从台州和常州的数据比对中我们可发现,常州外贸出口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是常州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增速,因此这显然不足以完全解释台州最近几年的颓势。

最后讲讲台州的人口素质和科教。大家都知道21世纪竞争最关键的是人才,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开始拼命出台各种政策争取高素质、高学历的人才,而台州在这方面简直是惨不忍睹。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台州全市常住人口为596.88万人,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程度的人口为35.5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5.95%;与此同时,当年常州全市常住人口为459.2万人,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3.8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11.7%,常州大专以上人口占比是台州的两倍。

台州主城区本身城市规模小,人口吸引力不足,只能靠自己培养,但是高等教育则更差。常州即使不算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也有9所高等院校,其中常州大学、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常州工学院都是本科院校,常州大学更是拥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招生资格;而台州总共只有4所高等院校,其中只有台州学院是本科院校,也没有研究生招生资格。事实上,台州不仅高等教育差,初高中教育也差,这是很多台州人都知道的事实。

在笔者接触到的很多台州人觉得读书无用,只要稍微读书不好,父母就让孩子去打工或者做生意去,在很多台州人眼里做生意才是出路,赚钱才是王道,经常给一些人举例子说谁谁谁初中文化就做了大老板,那个大学毕业的还在为他打工。这与江苏那边对教育的重视完全天壤之别,在江苏,父母都是让孩子读书读到不想再读为止,对教育极其重视,因此未来所有省份中,江苏无疑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台州的早期发展确实迅速,但是在未来的发展必然面临的约束会越来越大。这就像两个人,如果家庭条件一样,一个人初中毕业就辍学打工去了,另外一个读到大学毕业才去工作,在后者大学毕业前,前者一直在赚钱,因此在早期前者肯定会比后者富裕,但是一旦后者大学毕业了,很快就反超了,而且差距只会越拉越大,而台州正是那个辍学的中学生,江苏的很多城市是另外一个大学毕业生。

2015年,台州市全年申请专利23144件,专利授权19717件,其中发明1386件;而同年常州全年完成专利申请38559件,其中发明专利13211件,专利授权21585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2664件。常州对台州的创新优势非常的明显,只有拥有高层次的人才,创新才有可能。

据了解,台州有十大支柱产业:电力能源、汽摩配件、医药化工、家用电器、塑料模具、服装机械、水泵阀门、工艺美术、新兴材料、鞋帽服装。而常州拥有工程机械车辆及配件制造、输变电设备制造、汽车及配件制造和新型纺织材料四大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医药及精细化工三大新兴产业,并拥有软件、轨道交通车辆及部件、新型涂料、“三药”、新材料、精细化工等六个国家级特色产业基地。我们可以看到常州的产业总体上比台州技术含量含高,台州除了电力能源、汽摩配件、医药化工、家用电器比较有技术含量以外,其余的产业都比较low,这种low跟台州目前的人才困境分不开,进一步跟台州的城市吸引力太弱也有很大关系,台州的城市规模限制了外来人口的集聚。

 

六、再回来说说台州目前的困境与台州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终于要到结尾了,相信还有网友看到这的真是满满的真爱啊,手动给一个飞吻。上面分析了那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规律,粤苏浙的地形特点、经济特点,近几年的趋势,台州与常州的对比,我们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到台州目前存在的最大困境,即台州缺少一座强有力的中心城市来带动城市走向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而这种困境目前又是恶性循环的:台州主城区小、人口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吸引力不足、人才吸引力不足→主城区发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人口吸引力不足、人才吸引力不足。但这不意味着笔者非常支持台州应该就去依靠吞并温岭,进行市改区(虽然笔者一直反对通过并区造成虚假城市扩大现象,但不得不承认当然这也是有帮助的),最主要的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发展以椒江为中心的主城区,融合椒江和路桥,形成一个大型城市,提高主城区集聚度。大城市不是靠吞并出来的,而是通过人口吸引在空间上集聚起来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集聚,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划调整。 

为此笔者常识性的提出以下措施,但不一定专业,大致都是围绕产业和人口集聚的:

第一,采取土地置换、购房与租房补贴、子女教育支持等等方式尽可能吸引外来人口,尤其是优秀人才到椒江、路桥去工作、居住与落户。劳动力是创造一切产出的前提,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是城市化与城市规模扩大的核心要点之一,台州主城区自身人口规模过小才是导致台州城区对下辖县市几乎没有经济影响力的主因。

第二,集中资源对椒江城区南部、洪家街道和路桥城区北部进行城市建设,在东环大道、中心大道包围的区域,以及洪家街道规划建设CBD、商业设施、住宅、学校、医院等等建筑,在东环大道与洪家东侧大规模规划建设工厂,以便支撑西侧地区的人口聚集和商业、商务区形成。人口集聚需要产业支撑,不会平白无故就集聚。

第三,人才是21世纪的稀缺资源,大力吸引大专院校来台州主城区办新校区或者筹建新的大学,建设区域也主要是东环大道、中心大道包围的区域,以及洪家街道,目前深圳、青岛、苏州等教育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内大型城市已经全力引进优质大学和科研院所,江浙的县级市与地级市则吸引省会迁出来的大学(比如南邮通达学院与南中医翰林学院从南京迁往泰州、南医大康达学院迁往连云港、南林大南方学院迁往淮安,柯桥从富阳手里抢到浙工大滨江学院、桐庐县争取到了浙工商杭州商学院、海宁在长安镇建设了浙财东方学院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等)或者与境外学习合作办学的方式为自己培养人才(如昆山杜克大学)。一所大学在一个城市不仅方便为本地培养人才,也可以带动本地的消费,推进城市建设,引领产业升级,更是提升城市常住人口最快、最直接的手段。目前台州的主导产业汽车、摩托车、医药化工、塑料制品、模具、泵类、阀门、家具、缝纫机等产业中汽车、摩托车、医药化工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尤其需要中高端人才支撑。此外,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三家城商行的地级市,竟然本地高校连金融学专业都没有,更别提金融方面的研究机构,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哀。

第四,交通建设向椒江、路桥倾斜,交通枢纽往往能打来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从而推动枢纽所在地发展,之前曾经讲到过台州港口、机场和火车站分处三区的分散局面对城市融合严重不利,在未来接入杭绍台高铁的台州东站建设方面应该继续选址夹在椒江与路桥的区域,同样对于未来的台州轻轨交汇点也是同样思路,加速椒江、路桥两区融合。

第五,撤销路桥区,整合椒江、路桥两区,改称台州城区,整合两地城市建设,淡化椒江、路桥区域概念,形成一体化的城建格局。路桥区的城区在椒江区和路桥区行政区划的交接处,导致路桥城区很难向北发展,而椒江城区靠北,主要开发现有城区周围的区域,无暇顾及南部与路桥交接的区域,由此对城市融合极为不利。

2017-03-06 戴显天 央行观察

台州,一座没有中心的地市之殇—反思浙江 “省直管县”与强县经济利弊已关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