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为什么不行

最近，一些关于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McKinsey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印度的官方语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样的比较，抛开了中国的国情，未免太荒谬。
　　
　　　　其实，该报告虽然指出中国学生的英语能力是主要的问题，但英语绝不是唯一的因素。大学所学的东西在实际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恐怕才是要害。从这个角度看，该报告所提出的警告，我在今年“南方周末”上关于“白领危机”的文章，以及在近著“谁的大学”和“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两书中，都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而且作出了初步分析。因此，我这里不妨以该报告作一个引子，对中国的大学教学进行一番评说。
　　
　　　　国内网上流行的文章，主要是依据“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China'sWeakestLink:FortheSakeofBusiness,UniversitiesNeedBigImprovements)。其社论的核心，不是说中国人的母语不是英文，而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置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薄薄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在未来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服务业中大量白领的工作外包给印度，但以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状况，中国很难象印度那样抢到这笔生意。
　　
　　　　我不久前在“新京报”上还撰文指出，英语不好并不是一切。最近“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有的老板甚至大放厥辞，说英语越不好的，甚至完全不会讲英文的人才，才越值得珍贵。可见，外企并非盯着英语这一项。毕竟人家是在中国作生意。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适合现代企业的人才来。
　　
　　　　最被国内媒体忽视的，还是“金融时报”所强调的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观念对大学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在去年对读经运动的批评中也已经指出来。再看今年人大国学院开学，第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应就是上课满堂灌，师生之间互动不足。我们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轰轰烈烈，但是，对基本的教学改革，却缺乏必要的公共讨论。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课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人。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的东西，你能拿出什么新东西来？你有没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指出作者的缺陷？你能否在作者的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指出深化研究的路径？要知道，大家读的书，许多是名著，如韦伯等等。匆匆看完，讨论班上去批一通，深化人家一下，这在中国老师看来算什么呢？轻说是强人所难，重说是对学术大师的不敬，或者是无知的狂妄。毕竟大家还是学生。但美国大学的讨论班上，这是人家对你常规的期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你不仅要理解书本，还要汇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挖掘自己的生活经验。一句话，把所有本事都使出来，创造一些别人没有的思想。
　　
　　　　我开始上讨论班，非常紧张。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张嘴说话，别被吓住。但常常说话前五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说话后五分钟，脑子又是一片空白。后来才渐渐从一个边缘人物，变成了爱说话的主角之一。这一转折点，发生在JamesScott教授主持的“农业社会”的讨论班上。
　　
　　　　这个讨论班是耶鲁著名的课程之一。持续三个多小时，一般是四个不同领域的教授一起教。第一个小时，教授各自讲自己的观点。第二个小时则是大课问答，主要是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有时人数可达二十几人)提问，教授边回答边讨论，谁都可以插话。第三个小时，访问学者退场，学生分小班讨论，四个教授分散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那天讨论，正好JamesScott教授和另一搞农业技术的林学院教授在我们组。我被轮上当主持人，即对所读的书提出概观性的分析，然后提出引导性的问题。那周读的，是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史学家EmmanuelLeRoyLadurie的经典著作“ThePeasantsofLanguedoc”(Languedoc的农民)。该书的主题是从14到18世纪这四百年间法国农村的经济和人口变动。他大致的观点是，这段时期农业停滞，土地上的产量没有提高，人口稍有增长就下跌，无法突破马尔萨斯的铁率。究其原因，是中世纪的社会没有技术进步的能力等等。当时我是博士课程第一年，英语还非常差，而且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法国史的著作，300多页，加上其他两门课还有大致相当的阅读量压着，根本读不完。如此主持讨论，心惊胆颤。不过，我马上发现，人家并不在那里检查你是否读完了书，而是要看你的思想。于是灵机一动，马上提出一个话题：作者仅仅提出没有技术进步，但没有分析原因是什么。这似乎和年鉴学派的基本信念有关：基层社会这种“长时段”的缓慢演进，如人口、生态等，是历史最本质的深层动力。政治层面的变化(即传统史学的主要题材)则是短时段的、浅层的现象，很难影响长时段的历史。人类不过是长时段的历史的囚徒。想跳出生态和技术的时代限制、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好象胳膊拧不过大腿，是徒劳的。真是如此吗？我引述彭慕兰的一个研究，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的山东，有改良的棉花种子，但当地一些社会就是不接受。原因之一是当地村里的统治阶层，害怕一旦引进了改良种子，村民得到了实惠，就都跟着那些带来新种子的人走，自己的权威受到损害。所以他们抵制新技术。由此我进一步提问：法国农村没有技术进步，究竟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长时段历史的缓慢节奏所导致，还是地方权力结构的问题？政治上的所谓浅层的变化，是否可以决定性地扭转长时段的深层历史发展？
　　
　　　　此论一出，全班一下子被激活，JamesScott兴致尤高，马上引述其他例证对我提供支持，说二战前美军海军将领拼命抵制新技术的运用，生怕一旦技术更新，自己这一代不懂新技术的人会被新一代替代，结果影响了美国海军战斗力的提高。可见，技术是否进步，不能仅仅通过技术本身来解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这堂本应该上到下午五点的马拉松课程竟然没有能够按时下课。经此一事，我慢慢找到了门道，自信了许多。反复磨炼的结果，使自己的创造力大有长进。